中国历史的神秘常数“十二”，被古人视为天数

古人直观认为，太阳绕地（其实恰恰相反）的周期是月亮绕地周期的12倍，也就是一年有12个月，因此12这个数字对计时和历法具有重大意义。

此前文章已述十二地支起源，后来人们将一个昼夜划分为十二时辰，以十二地支来命名，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辰”。

每一个地支对应一种动物，就成了我们熟悉的十二生肖，也是用来纪年纪岁的。

以十二地支对应十二生肖（十二禽），较早见于王充《论衡·物势篇》，除了辰龙之外，其他皆与当今对应一致。大概十多年前笔者参观过长沙简牍博物馆，发现展示的汉初十二生肖中没有龙，而是虫，另外十一个与当今一致。可惜找不到当时拍摄的照片了，后来有几次想再去看看，这个博物馆却一直在封闭修建。关于龙的话题就多了，后文另述。总之，龙是后来替换了虫，才形成了当今的十二生肖。

十二辰 ，十二时辰，24小时

一年也叫一岁，岁指岁星，就是木星。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其绕日公转周期恰好也约为十二年，因而古代天文学产生了岁星年名即“十二次”：星纪、玄枵、诹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用“岁在某某”表示年份，因而叫岁星纪年法。

而中国古代将周天黄道划分为十二辰和十二次。

十二辰与十二次

因为岁星运行方向与黄道十二辰运行方向相反，所以假想出一个与其运行方向一致的“太岁”，因而又有了“十二太岁年”：困敦 赤奋若 摄提格 单阏 执徐 大荒落 敦牂 协洽 涒滩 作噩 阉茂 大渊献。

因为岁星是太阴，所以后来又给配上了“十岁阳”：有《尔雅·释天》和《史记 历书》两个版本，

尔雅：阏逢 旃蒙 柔兆 强圉 著雍 屠维 上章 重光 玄黓 昭阳；

史记：焉逢 端蒙 游兆 强梧 徒维 祝犁 商横 昭阳 横艾 尚章。

十岁阳与十二岁阴轮流组合搭配，就出现了六十岁阴阳表，和六十干支表是相同的组合排列法，唯一不同的就是二十二个名称不同。

太岁纪年运行图

太岁纪年图表

常见古籍中，《资治通鉴》就采用了这种纪年方式，全书一开始就是——

“周纪一(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

还真是繁琐。其实远不如干支纪年简单好用。

然而，最初六十干支是用来纪日的，至少从殷商甲骨卜辞开始。

而殷商时期的纪年是用时王纪年的，说“唯王多少祀”。

干支纪年，至少在东汉初期光武皇帝刘秀时民间即已经使用干支纪年法。到了汉章帝元和二年即公元85年朝廷命令全国采用干支纪年，直到清末革命，西学东渐，中华民国开始与国际接轨，采用公元纪年。然而民间一直也参考农历，因而干支纪年及十二生肖纪岁也仍然在使用。

以上是天文历法上“十二”的应用。另外就是服饰上的十二，尤其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皇帝天子戴的冕是十二旒，所以十二冕旒成为最高皇权的象征和代称。还有称为“十二冕旒冠”的，其实是概念不清逻辑错误的说法。

冕就是冠、帽子，旒就是冕上前后各十二条点缀，既然已经说了冕，就不用再说冠了。其实严格来讲，“十二冕旒”指十二条点缀，而这个帽子的总称应为“十二旒冕”。周代天子每逢大典等正式场合，要戴上十二旒的冕，根据等级诸侯臣下的冕旒的则依次递减为九、七、五个。

十二旒冕，帝王的专属

《尚书·益稷》中记载了十二章服图，是指帝王服饰上的12种图案纹饰；

元衣（外衣、上衣）上刺绣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

黄裳（下半身衣着，类似后代的裙子）上刺绣的水藻、宗彝、火、粉米、黼、黻。

十二章文（纹）

中国古代将女孩的12岁称为“金钗之年”，大概古人认为女孩子在这个年纪生理上有了月经，告别了童年，从而成为少女，可以戴上金钗出嫁了。《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也是这种文化的体现。

总之，十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一个常数。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泛览历史，就会发觉冥冥之中，十二的确是一个绕不开的神秘常数。可能有人认为是巧合，但是巧合这么多，恐怕就不好解释了。

（上）十二帝王公的历史玄机

《春秋》为鲁史记，从鲁国的角度，记十二公时（前722年~前481年）天下事。

隐公之前的鲁，西周时期（前1046~前770）尚且不论，这个时期周王室传12世，鲁国也差不多。

仅进入东周到春秋前的半个世纪（前770~前722）鲁国就有武、懿、伯御、孝、惠五公；鲁哀公后仍有悼、元、穆、共、康、景、平、湣、顷九公，直至前249年亡于楚。

历史上真正的《鲁春秋》不可能仅仅记录这242年的历史，在周初之封开始到《春秋》始年前722年这320多年，有其史记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当时文化上比鲁国落后很多的秦国在立国（前770年）十九年后的前752就有自己的国史《秦记》，作为有天子礼乐，且为周初文化奠基人周公（其子伯禽）的封邑，鲁国作为当时文化大国，没有理由这几百年间还没有自己的国史。

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年（前540年，孔子时年11岁）韩宣子观书于太史一节注云：则韩起所见《鲁春秋》，必自周公姬旦或者鲁公伯禽叙起，今《春秋》起隐公，迄哀公，自惠公以上皆无存。《公羊传》又有所谓《不修春秋》，即未经孔丘所改定之《春秋》。其言诚为可信，韩起所见必《鲁春秋》简册原本。

同样，进入战国之后，史记也不会马上断绝。因为这个战国是以司马迁为首的后来史学家划分的，主要是根据《春秋》这部史书的记载下限即所谓“西狩获麟”，其尊孔的意味很大。其实无论是前481年获麟、前479年孔丘卒、前476年的周敬王亡年，于当时天下包括鲁，并非改朝换代时代变迁的大转折点。后世有将三家分智的前453年或者三家分晋周王命侯的前403年作为春秋战国两个时代分界线的主张，今天看来于历史大势显然更为合理。比如《竹书纪年》的《魏纪》部分就是魏国的国史，就一直从前403年记录到魏襄王二十年的公元前299年。

《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司马谈临终告诉司马迁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又，“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放绝是因为秦火后史记断绝，并不是说获麟之后鲁国甚至各国都没有自己的史记了。

我们可以肯定，历史上鲁国一定存在着可以称之为“春秋前的鲁史记”和“春秋后的鲁史记”的国史，为什么传世的《春秋》只有这中间“春秋十二公”242年的历史呢？

《春秋》的编者不管他是不是孔子，作为鲁国的史官或者历史学家，他肯定熟悉前代典籍，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即夏、商和西周甚至更早的册典。在春秋时代，夏商西周旧典史籍，或许仍有遗存。如老子为周守藏史，博览群书，试想如果没有大量典籍文献，何必设守藏史呢？《左传·昭公十二年》说楚国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就是历史典籍文献的总称。原书在本段文字之后，还有引用孔子对楚灵王褒贬臧否的“仲尼曰”。孔子曾前往周室访问参观，向老子学习，同时也应该阅读抄录了不少典籍文献。

今天通过考古研究，我们知道，甲骨文反映了殷商后期十二王帝时期的历史，在迁殷前，有无文字、甲骨刻辞甚至国史，无从得知。但“殷墟十二王”是没有问题的，同样，西周也是十二王，所以《春秋》的编者很可能是在模仿殷商十二王史和西周十二王史的故事，来编纂《春秋十二公史》。详见附表。

这样可以巧妙地避开周室东迁的尴尬，所以《春秋》一开始就是周平王崩，并不叙述他当初如何反叛其父周幽王，并与之作战后来东迁的事情。

据司马迁在《孔子世家》的说法，《春秋》是孔子去世两年前的封笔之作。“乃因《史记》（鲁国历史实录）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最后一句极为关键，证明上述的推测是有道理的。

后来吕不韦编《吕氏春秋》，也是十二纪。而且司马迁修《史记》（本名《太史公书》），共列十二本纪，春秋诸侯年表也以十二之数概括（至于表内哪一诸侯国没有计入，后文论述），显然也是参照古之成法，以合至少是殷商以来的十二帝王公的成数先例。

“前春秋”和“后春秋”的下落可能是，前249年鲁亡于楚，或即毁于兵火，或为楚掳，或仍留鲁，总之28年后秦一统天下，《鲁春秋》和列国史记一样，都被集中到首都咸阳，保存于皇家图书馆。前214年，焚书令下，《鲁春秋》估计难逃此劫。前206年，项羽进入咸阳，焚烧秦宫室，皇家图书馆灰飞烟灭，《鲁春秋》一定是在劫难逃了。

《春秋》作为孔子教授弟子的教材，选取部分历史时期而且是《鲁春秋》的精简和改易，篇目较少，竹简体积相对较小，故而易于隐藏，躲过秦火，或广为传抄，至有能背诵者，逮二十余年后汉惠帝时废挟书之律，藏书、默写、口授之书往往出焉，故各种版本自出，得以不绝。

前后春秋的命运就没有这么好，可惜我们看不到更多精彩的历史了。

无独有偶，秦国也有十又二公的问题。学界（如张政烺先生）对此多有论述。大意是秦十二公也是凑十二这个足数的。既是天数，又是地支数，同时他还提到了《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他认为十二是虚指，并列举了《天官书》的例子进行佐证，也是一种值得参考的解释。但是张先生对《史记》里司马迁说的“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并没有进行具体分析。

其实何止殷、西周和春秋的鲁与周王室，都暗暗遵循了恰恰十二王公的天命，此前的夏代，虽然有十七王，但中间经历了太康失国少康复国的变故，如果从少康复国算起到癸（桀）之亡，恰好也是十二王。

西周时期，除过周王室和鲁国，还有齐、卫、宋、虞等国也是十二传，

鲁自鲁公伯禽至孝公，凡十二公，可称为鲁的前十二公，以与春秋十二公有别。

齐自太公至庄公，亦凡十二公。

卫自康叔至武公，亦凡十二公。

宋自微子至武公，亦凡十二公。

虞自虞仲至虞公，亦凡十二公。

后来两汉和三国，无一例外的都是薪火相传十二代。

三国之后，晋传四帝内部发生八王之乱亡于胡人，汉人政权不过十二代的传统天命才被打破，如果将四帝与八王一起来计算，又是十二这个数字。

所以，《前四史》，包括编年的《春秋左传》，各代关于帝王公侯的本纪类传记，都是无一例外的十二代而终。如果有人说是巧合，那就是夏、殷、西周、春秋、前汉、后汉、三国七代外加鲁、齐、卫、宋、虞等国的巧合，惟一例外的就是秦的二世而亡。

西汉十二帝

但是如果从前408年的“初租禾”作为秦进入封建社会的开始，则从当时的秦简公到二世胡亥，也是十二帝王公侯。

至于秦公簋、钟、镈铭文内容提及秦的“十又二公”，既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天命，因为这十二公的传统，实在是源远流长，四方尽知的事情。

荒淫无耻的陈灵公，恰恰就是陈的第十三代君主，后来果然为夏征舒杀死，楚庄王趁机攻入陈，陈国等于是亡国了一次。看来这个不过十二代的魔咒在陈国这样的小国都应验了。

中国的最后一个帝国大清王朝，最后一个验证了帝王不过十二代（从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到入关后的十帝）的历史宿命，第十二个皇帝宣统溥仪的退位为中国的帝王时代画上了句号。

满清还是十二帝

真像《三国演义》结尾说的“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明明是14个，为什么说“十二诸侯”呢？

《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中实列周、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十四国，周为天下共主，固不属诸侯，余则十三。故唐司马贞“索隐”题曰“篇言十二，实则十三者，贱夷狄不数吴，又霸在后故也，不数而叙之者，阖闾霸盟上国故也。”后代多有墨守因循者，如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等书籍均援引此说。

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 明明列了 十四个，历来诸多解释，皆不得要领

这个说法其实大有问题。既然贱吴，就应该像对待越国那样不列入表内就行。况《史记》中，未尝贱吴，反而尊吴。“三十世家”，《吴太伯世家》列第一为证。“三十世家”里，十二诸侯国皆在。顺序为，吴太伯、齐太公、鲁周公、燕召公、管蔡（内含曹叔世家）、陈杞、卫康叔、宋微子、晋、楚、越王勾践、郑。

可知他国表传或纪均有，可互见。独越传有表无。越，能灭吴威齐攻楚，一时为天下霸主，竟不列于诸侯年表，是诚有贱贬之嫌。霸固有先后，封亦有先后，越不是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断发文身，处蛮夷之地，后来灭吴，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会盟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当然这是战国时候的事情。

而真正在《十二诸侯年表》里在列而又不计入十二之数者，只有周和秦两个《本纪》里才有的朝代。《十二诸侯年表》以及《六国年表》，均将周和秦布列进行参照，所以最后一统天下尽灭诸侯的秦，是不能等同于其他诸侯国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十二诸侯年表》里多了周和秦而为十四国，《六国年表》里同样多了周和秦而为八国，并非司马迁数错了个数，把十四个数为十二个，把八个数为六个。只能说明在司马迁的概念里，周和秦是承天命而有天下的朝代，不是普通的诸侯而已。

那些秦以外的猜测显然缺乏宏观的总体上的考虑。因为表和本纪、世家相互参照，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表缀于本纪之后，所以表中的疑问首先应当求之于本纪，本纪中周秦皆有，故见《十二诸侯年表》之名十四国之实而不生疑，见《六国年表》之名八国之实亦不生疑。

至于秦以外他说，皆舍本纪而求之于世家，《三十世家》在《十表》之后，据前《十二本纪》即可释然。

当然可能有会有人说，《六国年表》里，周秦列于第一、第二位，六国分列于后，眉目清楚。在《十二诸侯年表》里，周列于首也是固然，秦为什么没有列于第二位而列于周、鲁、齐、晋之后的第五位？

这样排序显然是承袭了之前的《三代世表》的顺序。起于黄帝终于前841年“共和”的《三代世表》中的《西周世表》，从周初成王开始，并列周、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燕等十二国，比后面的《十二诸侯年表》少了郑、吴二国，因为郑于前806年始封，固然无法出现在表内；吴于前585年寿梦“始通于中国”，亦未收录，没有任何问题。而秦在《三代世表》和《十二诸侯年表》中排在第五，与其分封时间和尊卑地位大有关系。

至于秦在《六国年表》里排位第二，是因为战国时代天下格局已经大变，晋已经不复存在，鲁已经无足轻重，姜齐已为田氏所代，而后来秦作为战国时代的终结者，列于诸侯六国之前就恰当不过了，周王室虽然名存实亡，毕竟还挂着天下共主的旗号，列于首位也是自然。

综上所述，《十二诸侯年表》所说的“十二诸侯”，是指不包括周和秦这两个奄有天下的朝代在内的十二个诸侯国。在纪传部分，朝代是“本纪”，诸侯国是“世家”，区别很明显。“表”与纪传互证互补，完全是统一的。“十二诸侯”显然对应“世家”部分的十二个诸侯国。而有八个国家的《六国年表》，其中“六国”同样也是指不包括周和秦两个朝代的六个诸侯。

可见，唐代司马贞“索隐”里不包括吴以及另外不包括鲁等他国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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